1959年某日，周总理接到了一通电话，来电者是张治中先生。

在电话那头，张治中的语气急促而充满了委屈，他大声呼喊：“总理大人，还请您转告郭老，务必笔下留情！”

周总理显得有些困惑，便温和地询问：“文白兄，请别急躁，缓缓道来，究竟发生了何事？”

“点燃长沙之火，乃张治中、潘公展等一众志士仁人的崇高之举。他们怀揣着建立奇功伟绩的壮志，效仿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的壮举，意图在长沙上演一场火烧城池的壮丽篇章。”

张治中纯粹是出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严格按照既定计划行事。他蒙蔽了陈诚，甚至在十二日当晚扣押了陈诚的交通车。他同样欺骗了周公，险些让周公陷入火海。他误以为敌人正在进攻，心想自己可以独占功绩，流芳百世。然而，最终却落得个“功未成身先死，名落孙山”的结局。

1938年11月12日之夜，长沙城遭遇了“长沙大火”的灾难。在未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实施了“焦土抗战”的策略，导致长沙城陷入了一片火海，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仅烧死的人数便高达两万余人，而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彼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郭沫若等亦同驻长沙，险些在火灾中命丧黄泉。鉴于此，郭沫若深感切肤之痛，遂创作了《洪波曲》一书，以笔为剑，痛斥国民政府漠视民众生死、毫无廉耻的丑恶行径。

实际上，郭沫若早在1948年便完成了这部著作，随后在《华商报》上进行了连载。鉴于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时期，郭沫若对国民党方面自然持有批评态度，对于“长沙大火”事件中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更是毫不留情，公开指斥其意图加害周恩来等人士。

十载光阴流转，至1958年，《人民文学》杂志意欲重启该书的连载。然而，郭沫若先生因事务繁重，未能腾出时间进行修订，遂原汁原味地予以发表。该书于1959年正式与读者见面。

“您所描绘的我那无情残酷的形象，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不禁想问，这是您基于对事实的无知而做出的猜测，还是您对我存有某种偏见？”

接着，张治中再次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倾诉了自己的心酸，恳请周总理转达给郭沫若，希望他能笔下留些余地！

周总理闻悉原委，安抚道：“文白兄，郭先生所撰乃小说之作，非为历史文献，您无需过于介怀。”

然而，张治中仍旧心绪不宁，鉴于郭沫若是位显赫人物，其著作极具影响力。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若传言“张治中意图加害周恩来”，无疑会对张治中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周总理深知张治中的忧虑，遂特意拨冗，亲自造访张治中府上，与之共进一餐，此举亦向外界清晰传达了他的立场。

周总理吃饭时对张治中说：“文白兄啊，若您真有此心，我即便生死未卜，也不敢贸然前来乞讨。你我之间的情谊，已是天下共知，这段往事还需赘述么？”

张治中感慨道：“恩来说得甚是，我确实是过于担忧了。”

张治中先生对周总理的周全与体贴，不禁感慨万分，他曾说道：“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老友周恩来同志的悉心帮助与教诲。我将永远铭记他的深厚情怀，以及他那卓越的团结人心之思想，这堪称我们中华民族学习的光辉典范。”

此后，周总理在一次与郭沫若的会面中，特意提及了此事，强调当年的“长沙大火”并非张治中的过错，他亦未曾意图加害于我。总理期望郭老在日后出版《洪波曲》时，能对此进行相应的修订。

郭沫若接受了。

1976年岁末，适逢周总理逝世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缅怀周总理的文章，并将稿件提前提交给邓颖超同志审阅。

在一篇文章中，再次提及了那场“长沙大火”事件，其论调仍旧是国民党企图借助这场大火，对周恩来总理下毒手。

邓颖超表示反对，对编辑人员说：“在1938年，国民党对日作战实施了焦土政策。长沙城遭遇火灾之际，周恩来同志恰巧从武汉撤退至长沙。鉴于当时国民党正推行焦土抗战，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恩来同志遭遇的不幸归咎于国民党。毕竟，全城陷入火海，事态严重，不宜过分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