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影响彭德怀

▲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逝世于1974年11月29日，籍贯湖南湘潭。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被誉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朱可夫事件，彭德怀庐山罢官。

作者｜林蕴晖

关于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被罢免职务一事，业已形成定论。这一事件的核心导火索，源于彭德怀于同年7月14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信。

然而，若将之与1958年毛泽东对军队整风所发布的指示相结合进行探究，似乎能够揭示出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毛指示军整风

1958年初南宁会议在三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屡次强调，本年度必须对军队事务予以重点关注。他曾言：“以往我们始终专注于军事，然而近年来会议寥寥，文件亦未曾细阅，待你们完成整风之后，我们再深入探讨军事问题。”此外，他还表示：“今年我们需将重心回归至军事工作的开展。”

毛泽东深切关注军队事务，此情此景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决议中得以体现。他曾言：

“党委需着力把握军事领域。军队须始终置于党的领导和严格监督之下。务必与从事军事工作的同仁们深入交流。每年应定期讨论四次。在整风运动期间，建议军队抽出数日时间，集中讨论朱可夫所犯的严重错误。军委应发出相关指示，并提供涉及朱可夫错误的材料，以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

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军队将帅是否会产生居功自傲、不听指挥的倾向，早已保持高度警惕。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讨论工作时曾提及，1949年刚解放并进入城市，六个军区司令员一同前往拜访毛主席。当时他们心想，毛主席可能会说些鼓舞士气的话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一开口便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人必须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否则我将从你们中间开始处置。”刘帅回忆说：“听到这里，我内心不禁为之震颤，他的严格要求令人敬畏！”

此次，毛泽东便将朱可夫的这块“试金石”投向了军队的将领们。

苏联“朱可夫案”

“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指的什么？

▲朱可夫，生于1896年12月1日，逝于1974年6月18日，是苏联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曾荣获苏联元帅军衔。

朱可夫，苏联元帅，曾于1957年10月27日之前担任苏联政府国防部长一职。在苏德战争期间，他始终是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核心成员。自1942年8月起直至战争落幕，朱可夫担任斯大林之后的副最高统帅。他多次受命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奔赴前线，并先后执掌了数个规模庞大、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方面军。在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以及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中，朱可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后，朱可夫曾执掌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之职，并担任德国苏军占领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因功勋显赫，不逊于君主，最终遭斯大林贬谪，转任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离世后，朱可夫得以重返国防部副部长之位，并于1955年2月晋升为国防部部长。

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遭遇了莫洛托夫等多数委员的强烈反对。在经过7比4的票决后，主席团成员们一致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一职。面对此局面，赫鲁晓夫坚持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在中央主席团闭会期间，朱可夫紧急指令国防部门动用军用飞机，迅速将分布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往莫斯科。此举措对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战胜莫洛托夫等人，成功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朱可夫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

然而，正是这一举措，激发了党内高层对朱可夫的警觉。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如此述说：

恰在此时，朱可夫的权力急剧膨胀，引发了领导层的不安。主席团的委员们纷纷前来找我，表达他们的忧虑。他们向我询问，是否如同他们一般，察觉到朱可夫正意图夺取权力——我们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军事政变的威胁。

据我掌握的情报，朱可夫在与军区司令员交流时，明显流露出类似拿破仑的野心。我们绝不能坐视朱可夫在我国上演一场南美式的军事夺权。

“没错，”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道，“我对朱可夫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我赞同你们的看法，我们也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他的不当行为已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那就是剥夺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

1957年10月27日，塔斯社发布了一则官方公告，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决定：任命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同时免去苏联元帅格列奇科原有的国防部长职务。

这便是苏联历史中的“朱可夫事件”，亦是该事件之所以引发毛泽东的关注，促使他要求“军队定期花几天时间对朱可夫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讨论”，并从中汲取教训的深层原因。

军委会惩处粟裕

“正因如此，去年军委扩大会以反教条主义为核心。这是多少年来的首次大规模集会，会议结束后，军队的思想观念实现了重大转变。中央及主席的决策，使得彭德怀得以实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而领导这次会议。”

林彪的这一言论揭示了，正是他的主张促使毛泽东最终决定转变会议的议题。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在1958年，真正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军队整风方针的，并非林彪，而是彭德怀。这意在警示我们，必须预防军队中出现类似朱可夫那样的人物。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起始，为何选择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作为开场，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困扰着人们。然而，从毛泽东要求军队将领汲取朱可夫事件教训的指示中，我们不难窥见其中的缘由。

粟裕，解放军中一位声名显赫的杰出将领。1946年，依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在陈毅的领导下，他肩负起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重任，并屡次向中央军委献上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建议，这些意见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采纳，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55年，在十位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将领中，粟裕位列首位，这并非巧合。1951年11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他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他又被晋升为总参谋长。

1952年盛夏的7月，聂荣臻同志担任代总长期间，对递交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的文件实施了严格的把控。据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将军回忆：

聂总表示，毛主席他们肩负的事务繁重，事务繁多。因此，你们将所有细节都一一上报并不适宜，今后此类报告请直接提交给我。对于需要毛主席他们了解的事项，我会审批后转达。自那之后，我们送往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物品也相应减少。

不久后，毛主席召开了会议，将几位资深将领召集一堂，我亦在其中。毛主席向我坦言，昔日尚能时常见到你们作战部的报告，然而近期却难觅踪迹。目前，党政民等领域的文件如同一桌丰盛的佳肴，琳琅满目，而军事系统的资料却如同空无一物的餐盘，令人饥饿难耐。

毛泽东的批评之下，粟裕自省，认为自己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方面做得不够，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起初，粟裕严格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每半月向其直接汇报工作。然而，在聂代总长作出上述指示之后，粟裕在执行汇报任务上的力度有所减弱。

粟裕深觉，身为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层的一员，理应肩负相应责任。因此，他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对未如毛泽东所要求，每半月汇报一次工作情况的疏忽进行了反思。他补充道，尽管毛泽东并未直接点名指责，但这次经历对他而言，却是深刻的教育。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在审阅检讨时亲笔批示，不仅称赞“此番检讨甚佳”，更将粟裕与聂荣臻的职责进行了对比，对粟裕半年来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聂荣臻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此事令聂荣臻产生误解。

彭德怀接管军委日常工作之际，粟与彭在对于未来战争的认知及备战事宜上，显现出明显的分歧，甚至有时两人间会爆发争论。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彰显国防部的领导地位。随后，诸多原先由中央军委和总部签发的命令与指示，均需更改为以国防部名义发布。

然而，究竟哪些文件应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哪些则无需，并无明确的规定。中央军委由总参谋部起草的命令及文电，往往因署名问题而招致非议。文件若未署国防部之名，便会受到指责；即便署名正确，亦不乏批评之声。

鉴于此，粟裕曾提出明确意见的期望，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依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决议，指定总参谋部负责草拟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条例。

鉴于上述种种问题，195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亦称小型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军委指示粟裕就所谓的“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进行自我批评。紧接着，27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拉开帷幕，会议期间，与会者普遍认为粟裕“一直反领导”、“向国防部争权”、“告洋状”，并要求其在会议上作出检讨。

5月30日，军委秘书长黄克诚遵照毛泽东的指令指出：“扩大战局，主动发起攻势，以此为契机，更有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彭德怀在会议中强调：“‘朱可夫事件’暴露了苏军在军事建设方面的不足之处——诸多方面背离了列宁的建军理念。苏联所推崇的军事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和稳固其政权。”一长制尽管我们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实施分工负责制，并未全然照搬他们的“一长制”，但仍有部分内容被直接采纳。我们之所以必须坚决批判教条主义，正是为了确保我军优良传统的稳固传承。否则，随着我们这一代老骨干的离世，我军可能面临如同匈牙利军队那般变质和崩溃的风险。

自6月7日起，会议范围拓展至全军军级以上机构及若干师级单位的要害领导层，参会人数增至1400余人，对粟裕的批判之声持续升温。

然而，粟裕并非毛泽东原先意欲整治之人。记有一次，毛泽东与萧劲光促膝长谈，向他询及对粟裕的评价。萧劲光回应道：“粟裕同志品行端正，忠诚无二，堪称良士。”毛泽东闻言，点头称是，流露出认同之意。

“在战争时期，粟裕同志在战场上英勇善战，纯粹是出于公心。然而，来到北京后，他的行为是否仍秉承公心？这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为私。各位不妨共同作出评判。”

7月14日，在大会上，粟裕进行了第二次自我反省，对于他人强加的指责，他几乎全盘接受，这才得以基本通过考验。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宣布免去粟裕同志的总参谋长一职，并决定将对其所犯“错误”的口头通报延伸至军队团级单位以及地方地委级别。

1960年1月，在沪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直面粟裕同志，言道：

“粟裕啊，这事儿可不能归咎于我。毕竟，是他们在那千人大会上所做决定。”

中国的“朱可夫”

1958年“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重挫。在毛泽东强调要压缩空气的背景下，党内对这一严重错误的认识差距很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信，就是担心在党内高级干部未曾取得基本一致认识的情况下，会议匆匆收场。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人员后，赞同彭的意见的人却越来越多。

彭德怀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建立了赫赫战功，这从他位列十大元帅第二的位置便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凭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声名远播，享誉中外。鉴于解放军的干部与战士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村，因此“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村的深远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军队。在登上庐山之前，彭德怀便频繁地将军队中反映出的社会状况上报给毛泽东。

因此，彭德怀这位身处军队最高指挥职务的人所撰写的这封信，在毛泽东眼中，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信件本身，不得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曾在刘少奇身边参与重要工作的邓力群在一则回忆中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小平同志曾提及，彭老总在书信与言谈中，尤其是在言谈方面，确实存在不妥之处。据当时有人揭露，彭老总在从北京启程前往庐山的火车上发表了这样的言论：若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持续不解，或许唯有依赖苏联红军的援助方可得以解决。这种言辞虽属气急之下的言语，却难免让毛主席听闻后心生不快。

他的书信与言辞，在众多小组会议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毕竟，这些问题确实普遍存在。确实，在过去的数日里，赞同彭德怀观点的声音日渐增多。

在小组会议上，彭德怀再次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言论，旧事重提，提及延安时期华北会议曾持续召开长达四十天，这让他心中始终难以释怀。

内外声音似乎形成了某种呼应。

庐山会议召开之际，首都仅剩陈毅将军留守。一日，他邂逅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戏谑道：“众人皆赴会议，唯有我独留此地。”尤金大使似乎有所指，或许只是开个玩笑，竟回应道：“如此一来，你便可图谋政变。”陈毅同志顿时警觉，立即向毛主席汇报。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竟向我国领导人发表如此尖锐的言论，此事不容忽视。

诸多因素交织，导致了彭德怀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

然而，问题远非仅仅是所谓的“错误批判”。在7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指责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出现了“动摇”，并指其“显露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甚至“已濒临右派的边缘，与右派仅隔三十公里的距离”，而且他还更加犀利地提出了：

“若解放军不愿随我同行，我便将寻求红军的庇护。我相信解放军终究会与我携手并进。”

若说林彪对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的旨意尚感朦胧，那么在此次批判彭德怀一事上，他却已透彻领悟。当众人对毛泽东将彭德怀的问题提升至“解放军是否跟随其步伐”的高度尚感困惑之际，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批评，直言其此次行动是“招兵买马”，并斥其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更是指着彭德怀，言辞犀利。

“唯有毛主席堪称为大英雄，他人切勿妄自菲薄，企图成为英雄。你我之间相隔甚远，切勿存此非分之想。”

毛泽东接过来说：

你有野心，一直有。

你立志以你的面貌重塑党派、重塑世界。过往由于种种缘由，你未曾有机会一展身手。而此次，你借鉴了国际上的些许经验（尚不能确信其成效）……

在去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我曾提及准备应对分裂的议题，此言有所指，正是针对你而言。

我已年过六旬，而您正当花甲之年。我感生命之秋将至，不少同志因而心生忧虑，对你的应对显得尤为棘手。

毛泽东此番言辞，清晰揭示了其意图军队从朱可夫事件中汲取教训，而所指之人，正是彭德怀。

据此，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决议，将彭德怀所犯“错误”定性为“反党”，并决定对彭德怀及黄克诚进行职务调整，移出国防领域。紧接着，于9月17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的命令，正式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一职，并任命林彪接替此职。

1958年伊始，毛泽东便向军队传达了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教训的明确指示，此举最终得以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