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破解陕北危机

作者：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机构，肩负着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任。该中心，定位于深入研究并传播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1935年10月19日，名为“陕甘支队”的中央红军部队，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抵达了陕甘苏区西部边界——保安县吴起镇。自1934年10月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跨越了十一个省份的山水，终于回归“家园”。尽管队伍人数锐减，但剩余的约七千名战士，经过严酷的考验，磨砺出了坚不可摧的意志和精神，为未来不可战胜的军队储备了宝贵的力量。历史业已证明，这些从长征中走出的战士，是世界上最英勇、最无畏的战士；在长征的烈火中锻炼出的将领，其才华与卓越，远超任何军事院校的毕业生。长征的胜利，让中央红军摆脱了长期被围追堵截的困境。然而，他们即将依托的陕甘苏区，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关系到陕甘根据地的存续，更直接影响到中央红军的未来。那么，陕甘根据地面临的是何种生存危机？这场危机如何与中央红军紧密相连？毛泽东又是如何破解陕北危局的呢？

一

在中央红军启程北上、抵达陕甘苏区之前，党中央连续召开俄界会议与榜罗镇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俄界会议决议将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不久后，于哈达铺进行休整之际，正式宣告陕甘支队成立，毛泽东同志担任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担任司令员。成立陕甘支队的初衷，旨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降低其警惕性，以此达成让敌人产生疏忽的心理效果。当时，红军每至一地，均会张贴布告予以公告。陕甘支队的行军布告仅署名彭德怀与杨尚昆两位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表示，由他们两位出面，国民党可能会误以为仅仅是三军团独立行动。借此，敌人可能会将红军的活动误认为是小股部队，而非中央红军的整体行动，从而在战略战术上对敌军造成迷惑。

其次，在哈达铺休整之际，中央红军通过《山西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得知陕北尚存革命根据地的“喜讯”，遂决意前往陕北寻找刘志丹。然而，鉴于当时所阅报纸均为五十日前的信息，加之战争期间敌我形势变化剧烈，几日后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时，依据最新掌握的情况重新评估，最终确立了与红25军、红26军在陕北会师的决策。至此，中央红军长征的方向得以锁定，目标变得明确而精准。

然而，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之际，面临的陕甘根据地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引发的种种困境，已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高层领导人无暇他顾，甚至连片刻的喘息都变得奢侈。事实上，陕甘根据地的严峻形势，或许已超出了毛、周等人的预期。

“吾等抵达吴起镇，民众误以为匪军将至，遂慌忙躲避，人去楼空。”后来，方才得知民众恐慌逃离另有他因。

史料显示，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翌日，通过游击支队联络员刘兴汉的密信，成功联系上队长兼政委张明科。张明科曾为刘志丹家做长工，后投身革命。毛泽东询问张明科刘志丹的下落，张明科在多次追问下透露，刘志丹自10月初起被拘禁，具体原因不明。周恩来追问拘禁地点，张明科回应称疑似在瓦窑堡，那里关押了数百人。毛泽东再问谁掌握详细情况，张明科指出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由于距离较远，龚逢春在两天后的22日上午抵达，并向毛泽东汇报。龚逢春为高级干部，对情况了解更详尽。其汇报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洞悉陕北根据地的危急形势及危机根源。当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在陕北扎根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和策略。此次会议对解决陕北根据地危机具有重大意义。

革命老将李维汉亲历事件处理时曾感慨：“陕北仅存的苏区正面临极度危机。”同样，当年见证者黄罗斌亦深感痛惜：“陕甘革命根据地与西北红军均遭遇极度危机。”那么，这所谓的“极度危机”究竟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

首先，陕北苏区的本土派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马文瑞、黄罗斌、张策、郭宝珊等五六十名高级干部，以及陕北本土培育的红26军营级以上干部，以及陕甘边县以上主要干部，共计二百余人，均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瓦窑堡和下寺湾周边地区。此外，还有二百余名干部不幸遇害。上述提到的龚逢春、王世泰、康健民、张邦英等几位中高层干部，因在边境执行任务或因伤病得以侥幸逃脱。事实上，边区的基层政权已基本陷入瘫痪或瓦解。习仲勋在回忆这段痛苦的历史时曾言：“他们已为志丹和我掘好了坑，打算活埋我们。”幸亏党中央、毛主席抵达陕北后，得知此情势，即刻下令“暂停处决”。若毛主席晚到四天，刘志丹和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无法保全了。

“农村形势动荡不安，反动民团和地主豪绅，正准备反攻倒算。党政军内部都弥漫着极大的恐慌与不安，干部听闻省委派人到来，便纷纷上山‘打游击’，而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便纷纷逃往山中。东地区群众听闻领导人马文瑞被捕，纷纷逃往白区，宜川南塬靠近白区一带，就有七百多户人家逃离。一些地区党组织陷入瘫痪，游击队也四散而去。保安、安塞、定边和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纷纷‘反水’，一些沿边苏区甚至变成了白区。”另有回忆者表示，当时整个根据地人心惶惶，群众见到身着红军军装的士兵便避之不及，听闻外地口音的红军，更是纷纷逃离。

“若中央不及时介入，我们恐怕要与25军他们发生冲突。”杨尚昆听后不禁感慨：“若十五军团内的两部分红军发生严重对立，陕甘苏区将陷入绝境。”习仲勋，这位深知内情的人，也多次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曾说：“若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未能及时赶到，这个根据地恐怕早已不复存在。”

杨尚昆：无产阶级革命家。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连串的危机？又是谁在背后操纵，推动了这场危机的蔓延？

1935年7月初，年仅28岁的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陕北，担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同年8月中旬，聂洪钧亦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指示，从上海抵达陕北。他们的共同任务是反对陕北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他们的观点和行动受到了刘志丹、张秀山等当地人士的反对。张秀山在记录中提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意图对陕甘地区和红26军实施肃反，但只是有意愿，缺乏实际支持。”

然而，局势迅速发生了转变。9月15日，隶属于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短短三天后，红25军便与陕北红军欢聚一堂，举行了盛大的胜利会师联欢活动。红25军是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红25军抵达陕北时，所展现出的军容和风采。

队伍的最前方，几位军中领导引领着前行；其后，是机关与直属部队的身影；紧随其后的是手枪团。手枪团的成员们身着青黑色制服，腰间束紧皮带，每人背负着一把手枪与数颗手榴弹，背后斜挎着一把锋利的大刀。队伍以四路纵队的阵形稳步前行，威风凛凛。手枪团之后，是几十名号手所组成的司号队。他们的军号光洁如镜，系着长长的红穗，行走间摇曳生姿，颇富美感；吹奏时，号手们全力以赴，吹出的号声既整齐又响亮，振奋人心。其后，则是步兵团队。我们的装备精良，每营配备六挺重机枪，每连装备九挺轻机枪。步兵们以三路纵队的队列行进，手持清一色的马步枪，步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步伐整齐划一，不时高喊着响亮的口号，精神抖擞。

“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装备精良！”肃反的主要目标指向了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而对实力较弱的陕北特委和红27军则未予重视。在人数、装备和战斗力上，红26军确实无法与红25军相比。为避免意外发生，肃反的推动者甚至下令将红26军、红27军所掌握的80挺轻机枪全部调拨给红25军，理由是“西北红军不擅长使用”；同时，将红26军、红27军连以下指战员的驳壳枪全部收回，声称是为了“15军团组建手枪团”；此外，还向红26军、红27军的团以上指挥机关派遣宣传员进行督战和督训。

“瓦窑堡大街小巷弥漫的恐怖氛围，犹如陕北大地上空聚集的瓦斯，稍有人振臂高呼，点点火花便足以引发爆炸。”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时的干部被胡乱打击杀害，26军、27军出现问题，前线军心完全动摇，一连、一排、一班地溃逃，干部们精神崩溃，充斥着恐怖、怀疑，甚至准备发动暴动。”朱理治也认为，戴季英变得越来越自我、失控，行动愈发极端。

这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杰出领导人率领陕甘支队抵达陕北苏区的生动景象。

二

毛泽东，一位雄才大略、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与战略家，在抵达吴起镇的前夕，即10月18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议发言中，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深入掌握红25军与红26军的最新动态，以及陕北苏区的整体情况。我们应当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系，进行会面，以明确我们的行动方针。目前，我军已踏入陕西，前往保安的路程尚余五日。一旦抵达保安，若无特殊敌情干扰，便将保安建设成为新的苏区。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掌握红25军的动态，源于一个多月前，中央红军因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战略方针上产生重大分歧，为防止事态恶化，不得不独自北上。然而，他们现在又必须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的下属部队——建立联系。中央红军应如何对待红25军？反之，红25军若已先行抵达陕北，又该如何应对中央红军？更有甚者，红25军是否会效仿张国焘，凭借兵力优势，试图吞并中央红军？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如果红25军听从张国焘的指挥，是否会导致中央红军再次发生冲突？从“草地之争”的情况来看，红四方面军内部团结紧密，以至于中央红军在分裂时未能带走任何一名士兵。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是否会遵循中央的指挥？中央能否争取到徐海东的支持？因此，毛泽东迫切需要全面了解红25军的情况，包括他们为何长征、如何长征、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方式、以及为何选择前往陕北等。没有可靠、准确的信息，就无法作出明智的判断；没有正确的判断，就无法制定出英明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在陕北能否稳固立足的根本性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在相继拜访了张明科与龚逢春之后，对陕北苏区的整体状况获得了较为明确的把握。这位在波涛汹涌、环境恶劣中成长的政治家，作为我党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创始人，其丰富的根据地经验和历程在党内堪称独一无二。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为了捍卫陕北苏区、中央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必须成功实施“两个避免”的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汲取井冈山根据地错失王佐、袁文才的惨痛教训。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本土派领袖亦遭受误杀，那么井冈山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在陕北重演。因此，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肃反行动。

其次，我们必须深刻汲取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度分裂所留下的惨痛教训。因此，在处理与红25军的关系时，必须格外谨慎，绝不能导致双方再次产生裂痕，以免对革命事业造成伤害、损害乃至危害。

于10月22日召开的陕北苏区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正式宣布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之际，毛泽东提出了后续行动的指导方针：首先，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中央红军亟需休整，以增强战斗力；其次，需与当地群众建立融洽的关系，尤其要重视与西北同行的交往，应以愉悦的心情与他们相见；再者，要充分尊重地方群众的意愿，切勿傲慢自大，压制他们的声音；最后，解决衣物等物资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便是派遣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与李维汉携带电台，组成先遣队，前往寻找陕北红军及刘志丹。事实上，毛泽东此举意在谨慎行事，期望贾拓夫和李维汉能深入调查，核实相关信息。

毛泽东借鉴过往在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深知外来军队唯有与当地民众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方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协作。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央红军务必迅速与陕北的群众建立亲密的关系。若脱离群众、未能动员群众，根据地便难以稳固。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解决军装问题，这是基于几个月前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教训。当时，红四方面军凭借充足的休息，军服整肃，军容肃穆，而中央红军却士气低落，军装破旧，给红四方面军留下了不佳的印象，甚至有的对其产生轻视。鉴于此，毛泽东提议短暂休整，以备双方会师时给陕北红军和红25军留下良好印象。当然，短暂的休整也便于毛泽东进一步深入了解陕北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

暂停逮捕，暂停审查，暂停杀人，所有事宜均待中央作出处理。

在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陕甘支队需南征与红25军、26军会师，旨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势。在启程之际，陕甘支队发布了《致红25、26军全体指战员书》与《致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强调：陕甘支队历经长征二万余里，与红25军、26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要胜利，吹响了西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号角，这将为全面铺开西北苏维埃运动、实现赤化全中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石。会师后的红军力量倍增。这两份告示，精准传达了中央对红25军、26军团结一心、共同抵御敌人的迫切期望。

有人可能疑惑，为何在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后的10月19日至11月2日这段时间里，红25军和红26军没有派遣人员北上迎接？反倒是中央红军主动南下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早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有干部指出，这是因为朱理治、程子华等人“拒绝迎接中央”，禁止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这一指控看似严重，但若深入分析，便能明了其中缘由。当时，红25军与刘志丹等人并未与中央建立电报联系，他们是通过缴获的敌军文件和报纸得知中央红军可能已抵达陇南、陇东地区，但具体位置不明。加之陕北战事紧迫，他们急于击退敌军进攻，因此无法分身。这是原因之一。其次，信息传递过程中也产生了误解。朱理治、程子华曾收到一份陕甘支队布告（估计是10月29日发布的），由于布告署名的是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误以为只是来了一个支队，中央并未到来，因此未给予高度重视。那么，他们何时得知中央红军已抵达陕北呢？据朱理治回忆，大约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他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邀请他前往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真的到了。而程子华则是在10月25日的榆林桥战斗后得知中央红军已抵达吴起镇。朱、程二人在10月底或11月初确认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均向中央作出了解释，中央也认可了他们的合理解释。

10月3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从休整了11日的吴起镇出发，历经四天的南下征程，于11月2日抵达甘泉下寺湾。毛泽东特地叮嘱中央方面的高级干部：务必精心准备应对沿途群众热情欢迎的口号；同时，着手制作草鞋，洗涤衣物，确保个人卫生，补充粮食，力求保持部队的整洁、有序、礼貌；尤为关键的是，要慎重思考与红十五军团会面时的话语。毛泽东对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格外谨慎，生怕重蹈数月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覆辙。当时，凯丰、张闻天、博古等人的言论引起了红四方面军的不满，引发了不恰当的争执，这对全局造成了不利影响。

“斩首不可如割韭菜一般，韭菜割后尚能再长，人头一旦落地，便再难重聚。若我们误杀同志，便是犯下罪行，务必谨记，务必审慎行事。”

会议结束后，党中央采取分兵两路的策略，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的红一军团向南挺进，与红十五军团实现会合；另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及李维汉等人率领的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两个避免”的战略构想正逐步由构想变为现实，其轮廓日渐明朗。

三

程子华，红25军政治委员，曾于中央苏区的红五军团担任师长政委一职，随后组织上将其调往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与程子华之间，彼此虽非素昧平生，但至少是相互熟悉的。至于红25军的“虎将”军长徐海东，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耳闻其名，却未曾谋面，彼此间并不熟悉。然而，这种不熟悉是必须改变的。对于中央红军与红25军的会师，毛泽东心中早已成竹在胸。

抵达陕北已逾半月，毛泽东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局势状况已有了全面的了解。他历来主张深入调研、周密筹划，从不草率行事。这种严谨的态度，正是他一生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在道佐铺，徐海东与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驻防，他们正准备挫败敌人的“围剿”计划。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毛泽东等领导于11月7日抵达道佐铺的红十五军团总部。这一天标志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25军的陕北胜利会师。在此之前，中央高层人士预见到徐海东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因此他对于四方面军主力的情况十分关注。在会面时，徐海东及其他干部纷纷询问：为何四方面军未能同来？张国焘又为何缺席？面对这些敏感问题，毛泽东特意指示不要立即向红十五军团的同志透露张国焘的情况。果然，当徐海东与程子华与毛泽东会面时，他们向杨尚昆询问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的近况。杨尚昆回忆说，徐海东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旧部，自然关心其主力情况。其他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会师前，毛泽东曾指示他们暂时不要提及张国焘的事。杨尚昆首次见到徐海东时，徐便询问张国焘的情况，他只能回答自己也不甚了解，并表示毛泽东会随后解释。程子华与他们也相识，同样询问了张国焘的情况，毛泽东亲自解答。毛泽东考虑到原红25军的同志可能难以迅速接受张国焘的问题，故没有立即透露全部分裂情况，而是让他们逐步了解真相。杨尚昆的这段回忆是长征史料的宝贵资料，他直面敏感问题，展现了真实的历史态度。这段回忆也帮助研究者澄清了诸多疑问，并揭示了毛泽东全局观念与领导艺术的完美结合。

传记中记录了毛泽东与徐海东初次相遇的情景：“初见时，徐海东，一位由窑工蜕变而成的将领，其朴实无华、豪爽直率的性格，让毛泽东和彭德怀顿生亲近之感。”另一篇传记中，如此描绘了徐海东见到日思夜盼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时的激动心情：“面对朝思暮想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徐海东心情激动不已，原本准备好的言辞顿时烟消云散，竟一时语塞，只能紧握毛泽东的手，傻笑不已。”毛泽东以其智慧与气度，主动提议赠予徐海东一部电台。面对徐海东表示不懂得使用，毛泽东便毫不犹豫地将人连同电台一同交给了他，以便于其指挥与联络。这一慷慨之举，令徐海东欣喜若狂。

恰在11月7日，毛泽东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确定了由毛泽东于4日提出的、5日毛泽东责令林彪、聂荣臻确立总体决心的直罗镇战役行动计划。徐海东对中央的无条件服从以及无条件的听从指挥，让毛泽东等人感到由衷的欣慰：尽管同属红四方面军，但陕北的红25军与张国焘在草地指挥的部队却有着显著的差异。此后，毛泽东指示徐海东需将红25军中三百余名“问题”官兵全部予以解放，徐海东对此毫无犹豫，即刻执行。

“来到陕北，靠近毛主席身边后，许多问题使我有了质的飞跃。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我与毛主席并肩作战，同住一处，他的思想、言行，以身作则的伟大榜样，科学的工作方法等，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海东对中央红军的真挚态度、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以及他对革命的忠诚与无私奉献，赢得了毛泽东的由衷赞叹：“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的人！”这样的评价虽属罕见，却恰如其分。试想，若徐海东当时仍坚持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立场，陕北苏区根据地或许会是另一种景象。毛泽东确实机智过人，他紧紧把握住徐海东这个关键环节，其他重大问题也迎刃而解。

徐海东“非常看重党内团结，坚信团结是生机，分歧则是死路。他真诚地希望我能前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人握手言欢，这将极大地提振前方士气”。

四

在11月4日，张闻天、博古等同志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南行之后，次日，他们便引领中共中央机关踏上北上的征程，并于11月7日抵达安定县（现今的子长县）的瓦窑堡。瓦窑堡一度沦为敌手所占据，但在劳山战役取得胜利后，敌军不战而退，西窜而去。自10月5日起，中共陕甘晋省委从永坪镇迁至此地，使得瓦窑堡成为根据地的后方枢纽。陕北地区，瓦窑堡乃是一处相对繁华的乡镇。周边地区及附近，更是分布着兵工厂、造币厂、机修厂、被服厂等小型工业企业，因此，瓦窑堡亦成为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中心。

王首道等领导成员率先抵达瓦窑堡，迅速执行中央“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指令，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细致审阅档案资料，经过反复查证与辩驳，最终确认陕北的肃反运动实为一场误判。11月10日，张闻天等领导在听取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果断决定撤销对刘志丹等人的不实指控，首批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张香山、马文瑞、杨森、杨琪、刘景范、高岗及刘志丹的警卫员等共18人。在博古的指导下，成立了由董必武担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的五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肃反遗留问题。随后，该委员会陆续释放了120多位被错误关押的干部。

刘志丹等陕北地区的高级干部获释的消息，如同疾风骤雨，迅速传遍了整个陕北苏区。陕北的民众奔走相告，激动不已。“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习仲勋在获释后对战友们表示：“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拯救了陕甘苏区根据地。若再拖延数日，我和老刘恐怕都将遭受极刑，而中央红军若未及时到来，根据地亦将面临覆灭之险。今后，我们陕甘边区的同志们，必须坚定地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无论何时都不能有丝毫异心。”

毛泽东等决策者毅然决然地迅速释放刘志丹等人，其背后有着深远的考量。彼时，直罗镇战役的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若无稳固的后方支持，胜利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果不其然，刘志丹等人获释后，陕北的民众纷纷踊跃支援前线。鉴于中央红军多为南方人士，陕北民众对南方口音难以理解，而当地的干部则普遍能通晓，因此他们便充当了翻译的角色，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此外，当地干部还成立了支前工作团，组建了由数百人组成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他们及时运送军需物资、指引路线，并转运伤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封锁敌军消息、坚壁清野，还协助红军隐蔽，传递敌情动态；有的群众甚至不惜自己受冻，将仅有的被褥盖在伤员身上，甚至将自己的口粮捐献给红军。尽管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中央红军和红25军，但若无成千上万全力以赴提供后勤保障的陕北民众，这两支外来军队要想取得胜利，恐怕是相当困难的。陕北民众的积极与真诚合作，充分证明了“中央红军在陕甘宁地区已经站稳了脚跟”。

在处理诸多冤假错案之际，11月30日，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边区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陕北肃反运动中的主要责任，应归属于当时负责全面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同志（时任保卫局长）以及在前线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同志（时任军委主席）。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的工作中犯有诸多严重错误，理应受到党最严厉的处分。然而，鉴于其长期参与国内战争并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决议特别决定对其从轻处理，给予最后的警告。至于聂洪钧同志，则被给予严重警告。

“毛泽东曾言，是中央拯救了陕北，亦是陕北拯救了中央。但对西北的同志而言，心中铭记的永远是党中央对陕北的拯救。若非党中央及时挺身而出，果断行动，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的根据地和红军还能否存续？若我党仅存的根据地亦被毁灭，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面临何种境况？”

毛泽东等人负责对红25军进行工作，而张闻天等人则致力于平反事宜，二者宛如两条并行不悖的轨迹，最终在直罗镇战役中汇聚。直罗镇战役以歼敌逾6000人的辉煌战果，实则是对这两条工作路线成果的战场呈现。通过争取红25军的团结，中央红军得以与其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敌人；通过争取刘志丹及其陕北军民的支持，陕北民众和地方政府方能全力配合与支持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和红25军。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落幕，标志着陕北危机的终结和困境的破解。实践证明，毛泽东洞察秋毫，明辨是非，凭借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和领导艺术，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稳定了红25军的军心，赢得了陕北民众的拥护，以崇高的目标激发士气，以团结一心凝聚共识，最终成功消解了陕北危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陕北苏区根据地；全国仅存的陕北苏区不仅避免了井冈山苏区的覆灭命运，也未出现中央红军与红25军分裂的悲剧。毫无疑问，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所有目标，解决了所有难题。

唯有陕北苏区，才拥有中国革命的全部合法性和正统性元素。